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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个月的送外卖过程中，北大博士陈龙渐渐发现自己快到停不下来了。他意外体验到了一种“上瘾”的感觉，或许也就此成为外卖平台“数字控制”下的一个新“俘虏”。

2018年，正在筹备博士论文选题的陈龙，在无数次路过北京中关村繁忙交杂的路口时，注意到了一个群体的存在。

一辆辆疾驰而过、有时甚至是逆行闯红灯的外卖电瓶车，来往穿梭在行人、机动车之间，骑手们边看手机软件导航，边争分夺秒抢时间。而这样的骑手，奔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马路上，每天每夜为全国几亿人口送去热餐食。杂乱中又显得秩序井然。


陈龙脑袋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谁在控制他们？

陈龙的专业是劳动社会学，而劳动社会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提炼出看似杂乱的外表下的“劳动秩序”。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也为了完成博士论文，陈龙决定“深入虎穴”一探究竟，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亲自感受一把被“控制”的感觉。他加入了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每天送外卖，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了一次“卧底式”田野调查。

从起初太累不适应，到慢慢摸索经验进入状态，等陈龙发现自己快到停不下来时，他已经“上瘾”了，即成为外卖平台“数字控制”下的一个新“俘虏”。

陈龙将自己的经历和发现写成一篇长达 23 页的论文，题目为《“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论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之后，再次引发网络对于近些年不断触及民众敏感神经的外卖行业的关注。

《环球人物》记者联系到论文作者陈龙，对方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发现可以激发网络对外卖行业和资本数字平台更多的讨论，而不是将关注点放在他本人身上。



“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陈龙加入的骑手团队算得上系统中的一支“标兵”。站长曾自豪地说：“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

从2018年3月初到8月中旬，陈龙开启了他长达5个多月的“外卖生涯”。第一天，他累到虚脱，却只挣了72块钱。但很快他就习惯了，一天能跑30、40单，甚至冒出了让自己都害怕的想法——如何能让平台再给自己多派几单。

用陈龙的话来说就是“极限被撑开了”。

他亲身感受到了自己对平台的依赖，这是“数字控制”给他的最初感觉，也是刚成为骑手时的“蜜月期”。

但很快，在“极限被撑开”以后，他发现，随着自己的“胃口”越来越大，追求的业绩越来越高，平台与他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



外卖骑手与算法平台斗智斗勇的故事，到这里才刚开始。

骑手作为人，最擅长的是积累经验。在经年累月的送餐中，陈龙从老骑手那里发现了一个诀窍——“挂单”。

一般来说，平台要求骑手一收到取餐提醒就要去餐饮商户取餐，不得有拖延。老骑手们往往选择不立即向平台“确认取餐”，而是选择“报备”，意思是“这单我可能会晚到”，提前交付少量罚金。这样骑手便不用马上赶往餐厅取餐，而是等待系统派发更多同一方向的订单，收集满几单后，骑手再统一取餐。如果能够按时送餐，“报备”解除，罚款也会撤销。这种方式被行业内称为“挂单”。

但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送餐延误。为防止因送餐延误带来的惩罚，骑手们发现在餐饮商户附近500米的范围内即可向平台“报备”，而不用真正进店。这样，就既能送多单，又不会因迟到而罚钱。

然而，这种做法很快被平台“识破”，平台修补了这个bug，骑手们靠“挂单”多赚钱的方法行不通了。

陈龙在论文中总结：通过“报备”延长因“挂单”而延误的配送时间，既是骑手工作自主性的表现，也是骑手反抗平台系统“数字控制”的体现。

靠捡漏多接单的方式行不通，骑手们只能想办法从争分夺秒的送餐过程积压时间。

陈龙曾经常去人民大学送餐。学校规定骑手们只能从北门进出，但北门有时离送餐目的地很远，他便停下电动车，小跑从一个侧门进入，抄近路，大大缩短了送餐时间。盈余出来的时间，他可以选择休息一会或是多接一单，大大增加了自主性。

可这个自主性也很快被平台“征用”。平台监测到了这个现象后，利用大数据发现这一路段的送餐时间普遍盈余，便会立即修补bug，再次缩短规定的送餐时间。

很快，平台进一步要求骑手们“提速”。2018年6月的一天，系统大调整：缩短所有送餐时间。

那天陈龙所有订单都迟到了。不仅是陈龙，那天大批骑手都超时了，许多骑手在微信群里大骂平台。

外卖公司系统大调整的代价由骑手买单。一旦超时，骑手轻则白跑单或者罚钱，重则停号。停号意味着骑手半天至一天不能跑单，还得去做线下培训。

为了避免被罚款甚至封号，第二天，骑手们不得不再次突破极限，更快地奔跑起来。

陈龙发现，一切的经验和捡漏行为，在平台面前，都是“小儿科”。平台系统通过大数据总能发现更多可利用空间，从而进一步压缩骑手们的自主性，加强控制力。

被迫学会“自我控制”

在“投身”外卖队伍之前，对飞奔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队伍所构成的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陈龙百思不得其解。

亲身体验之后，他明白了背后的运行规律：正是有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他称其为“数据控制”，现在更多的说法为“平台算法”），把全部东西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才能实现对庞大的送餐队伍和流程进行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

在理解了外卖平台的“数据控制”之后，他以马克思的技术控制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数据控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学。

在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中，陈龙总结，外卖平台主要发展“组织技术”来维持其“数字控制”。“数字控制”靠两方面来管理骑手们：一是对送餐环节监控、督促、惩罚；二是为提高骑手效率，设计激励模式。

对送餐环节监控、督促、惩罚可以让送餐员回到“正轨”，陈龙指出：“对骑手的过程控制更多地被转化成了结果控制。如果骑手没有按照预计的时间和路线配送，来自消费者的督促（通过平台软件“催单”或直接打电话询问骑手迟到或偏移配送路线的原因）会让骑手重新回到平台系统计算的时空规划中。”

但仅仅靠“督促”会让骑手们失去跑单动力。于是平台又设计出一种激励模式——“超额游戏”。

关于“超额游戏”，陈龙写道：“超额游戏”使工人控制自己的机器而不是被其控制，这提高了他们的自主性，所以“游戏成为获得相对满意，或者马尔库塞所称的压抑满足的一部分……这种需要的满足不仅再生产了‘自发的奴役’（同意），也产生了更多的物质财富”。



平台越来越“完善”，骑手们也越来越累。

骑手远没有看上去那么自由。“极限被撑开”的背后，是骑手越来越狭小的自由度：平台一方面以升级奖励让骑手主动跑更多单，另一方面以严格的惩罚措施让骑手“步步惊心”——结果是骑手“越跑越快”，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在客户差评、恶劣天气、拥堵交通等不利因素中忍气吞声。

马克思曾总结，工业革命进程中，工人们开始反抗机器的控制，甚至还有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的。

可是在这个反传统的平台模式中，骑手们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老板，能看到的只有客户的差评和平台的惩罚措施。

看不到“老板”意味着骑手无法将愤怒集中到某个对象身上。通过研究，陈龙发现：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上，学会了“自我控制”。



行业难题如何破？

来自美团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美团的骑手总数达到295.2万人，覆盖超过1500座城市，覆盖人口达2.5亿。而饿了么蜂鸟即配官网显示的骑手数量则为300万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至少600万外卖骑手，而且这支“骑手大军”队伍仍在不断壮大。

而为了争夺市场、获取可观盈利数字，面对庞大的骑手队伍，资本方则变得越来越痴迷于“数字控制”。数据显示：2016年，3公里送单限时最长1小时；2017年，被压缩到了45分钟；2018年，又变为39分钟。

骑手们在这种冰冷数字的控制下，只能苦苦挣扎，继而催生出诸多问题。2017年上半年，仅仅是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有评论称，“外卖骑手已经成为高危职业”。



2020年9月，一篇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社交网络。文章指出，外卖骑手被算法裹挟，系统限定的送餐时间越来越短，在算法与数据驱动下，疲于奔命，引发了公众对外卖平台规则的广泛质疑。

外卖平台饿了么和美团相继作出回应，表示将很快调整系统进行改进。美团表示，将马上优化调度系统，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让骑手在路口放慢一点速度。饿了么表示，将尽快发布“多等5分钟或10分钟”新功能，鼓励消费者多给骑手一点时间；同时对部分优秀骑手提供奖励机制和个别订单超时免责。

 但上海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称，鼓励消费者“多等5分钟”在逻辑上有问题，外卖骑手的关系，是与企业的关系，外卖骑手相关的这些规则也是企业来定，即平台定，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商业行为也是针对平台产生，平台责任并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今年4月底，北京人社局副处长王林体验送外卖的新闻再次刷爆网络。新闻中，王林12小时完成5单送餐，仅拿到41元快递费。他感叹：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5月10日，上海市消保委约谈美团，要求美团在平台经营过程中要摒弃唯流量思维，要从保护消费者和骑手合法权益的角度，真正落实平台主体责任。

 对于受困“算法”下的外卖骑手，如何改变他们的现状？平台、资本、消费者、监管机构之间还在不断拉扯。

但可以看出，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社科研究机构，对外卖行业的关注度都在加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应运而生，陈龙博士这样的研究者加入，更多民间行为已经开始“进场”，资本方通过“数字控制”骑手这种反人性的商业模式，或许很快将难以为继。


外卖时代，成就巨头的，是1000万吃着“残羹冷炙”的外卖员




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

在中国，这个答案或许有些残忍。

前不久，北京的一位处长体验了一把外卖员的生活，得到的结论是：太不容易了，工作12小时才赚了41元，很委屈！



5月10日，这位处长携巡视组又与美团的公司代表进行了对话，得到的信息触目惊心！

第一，美团平台上注册的外卖员有1000万人，但这1000万人都不属于正式员工，而是外包给承包商的。

因为是外包关系，所以很多外卖员只能得到最低标准的社保，甚至没有社保！

第二，巡视组问：如果外卖骑手发生意外了，是美团负责，还是供应商负责？美团代表很直接：“这事儿就是商业保险来负责了，骑手太多，我们没办法完全直接负责任。”



你猜怎么着，就是每天3块钱的商业保险，美团都是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的！

美团公司的代表即便是在巡视组面前，都是冷漠而傲慢的语气。

他们，何曾把工人当人！



数据统计显示，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的外卖市场从634.8亿元增长到了8352亿元。

用户和资本，几何式的增加，肥的当然是资本家的腰包。

饿了么成功被阿里高价收购，美团的股价也是一路狂涨。

从创业小公司到行业巨头，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



而滋养着这些巨头的，就是无数的外卖员。

陈辉（化名）是“美团”的一名员工，从工地辞职加入外卖行业后，他的工作时间增加了一倍。

早上9点半到晚上8点，每周有一到两次值班到夜里12点，一个月只能休息1~2天。

虽然穿着“美团”的衣服，但他并不是“美团”的真正员工，而是第三方物流公司分配过去的。

接单，取餐，送餐。



在外卖平台的计算下，他的送餐时间一再被压缩。

从一小时到45分钟，再到30分钟。

APP上有一个送餐倒计时，他捧着手机就像捧着定时炸弹，因为一旦不能按时送达，就会面临罚款！

超时10分钟罚款5元，20分钟10元，以此类推；另外和客户发生口角，罚款50。

罚款明细表上，所列事项高达10多条。

为了赶时间，他骑电动车的速度，只能用“不要命”来形容。



如今，我们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关键词“外卖、交通事故”，可以检索到1380万个结果。



几乎每天都有外卖小哥的事故发生。

2015年4月，一个高中生被“美团”的外卖员撞伤，最后法院认定送餐员抢时间，和行人相撞，美团赔偿了15.7万元。

2017年1月2日，上海一名外卖送餐员因涉嫌闯红灯被撞身亡。

前段时间，外卖小哥猝死的消息引爆全网，你猜美团赔了多少钱？

仅仅60万。



巡视组问美团代表：“这是在你们的商业险之外，还是迫于舆论压力？”

美团代表回答：“应该是后者。”

代表的潜台词是，要不是那么大的舆论，也不会赔60万。

可能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卖员的命，都不值60万！





即便风险和压力如此之大，但仍然有不少人选择挤入这个行业。

对千千万万来大城市务工的人员来说，不送外卖，又能做什么呢？

去工厂，那里是冷漠的流水线生产以及准军事化的管理，不仅劳动强度大，还不允许工人随意走动、交谈以及玩手机，每天累得要死。

而城市里很多白领的工资，也不过五六千而已。

如果拼命跑外卖，工资是可以达到八千到一万的。尽管没有用工合同，没有社保。



外卖平台也抓住了务工者的心态，他们通过外包公司节省了搭建庞大物流团队的成本和时间，也顺势推诿了几十万外卖大军的社保责任。

有人计算，一旦美团被要求为近千万外卖小哥缴纳五险一金，每年成本将上升至少100亿元。

为了省下这笔钱，巨头们不择手段。

以“美团”为例，2014年初，美团只有200多名员工，覆盖范围也只有全国的20个重点城市。

如今，“美团”拥有一个超过300万人的配送团队，当中仅有数万人是直属员工。



在大多数第三方配送公司中，外卖员并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更谈不上五险一金。

薪酬结构中，没有底薪，仅以每单获取配送费提成作为酬劳。

更隐形的压榨是，外卖员以为他们的工作是自由的，可以到处跑。

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自由。

随着大数据的计算，这些巨头已经用一整套的算法，将外卖员的轨迹控制得死死的。



送单数量、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让这些骑手陷入到资本定制的 “赶工游戏”中。这变相地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大了工作强度。

有研究显示，骑手的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11.4小时，这已经是制造业“血汗工厂”的标准。

在算法下，外卖员的身体就像流水线上的一台机器。



就像去年很火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里所写：

“系统要求骑手越跑越快，而骑手们在超时的惩戒面前，也会尽力去满足系统的要求，外卖员的劳动越来越快……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是的，资本家从来不会对工人心慈手软，有些人逃出了富士康的流水线，但却没逃过美团的大数据。

平台们掌握的大数据，不是为用户服务的，而是为了他们最大程度地剥削劳动者，最大程度地忽悠消费者！





可以看到，在制造业不景气的环境下，外卖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转变。

比起工厂的压榨，互联网平台的压榨更隐蔽。



以制造行业，农民工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改善工作生活处境，工厂一般也会缴纳最低的五险。

但在外卖经济中，这些都可以规避。

根据法律规定，公司惩戒员工的数额不能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如果扣除后的数额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但是，目前平台对骑手的惩罚措施却不受限制，往往客户一个差评就能让骑手一周的劳动化为乌有



一个外卖员散户，靠什么对抗这些巨头？

外卖平台就是用法律中的模糊关系，让平台对骑手享有最大的控制权力，承担最小的责任！

拿着智能手机，骑着电动车奔驰在大都市的他们，仍然是一群吃青春饭的打工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明天在何方，也没有人给他们保障。

当然，可能也有个别极端现象。

比如京东，每个保安，每个保洁，每个快递员都跟京东有劳动合同，刘强东也坚持全额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

刘强东说：“如果你这家公司是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牺牲了他们60岁以后保命的钱，那是耻辱的钱，赚了多少都会让我的良心不安，我没有成就感。”



不过，刘强东也只有一个，京东的员工也是有限的，资本家的承诺也是说变就变的。

如何拯救1000多万吃着资本家“残羹冷炙”的外卖员呢？

我们期待国家能看到这群在太阳底下，晒不到“太阳”的人！

出台政策，给巨头一些限制，给他们一点关怀！

如果你也点过外卖，希望可以将这份呼唤接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