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0年10月25日 温哥华时间:2020年10月24日

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国 | 正文


很久没看到新华社记者这样的文章了...

环球中文网 时间:2020-09-02 08:10:35

【环球中文网 cbeiji.com讯】 

改革开放以来,很久没有“饥肠辘辘”的感觉了。现在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曾经有过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常“露骨”的文章,记录的一个时代的真实,最近,节约粮食,拒绝浪费,举国从上到下地重视。

看这篇文章,或许能让麻木的心灵,清醒一下。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

新华社高级记者 李锦

作者李锦,1952年出生,江苏省射阳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山东分社副社长等职务。他的调查报道先后被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等最高领导人公开肯定,是中国智囊型记者的代表人物,是大型电视连续剧《邓小平》中惟一出现的记者形象。

吃食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

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

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确实,在1958年,继大跃进而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

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啥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打油诗,这样的句子读的时候特别流畅,使每个人读起来心里都有一种燃烧(电视剧)得要起火的激情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40斤左右的粮食,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粮食也吃不了多久。

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荠菜、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徐徐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数人家比,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县里在大跃进抽干部带队到安徽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射阳县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

农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点点土地也没有,只有下乡去挑野菜。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的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

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大便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

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们深情地热爱(电视剧)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渡过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回来了,我们的生活才日见好转。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这些经历,写在2000年出版的《大转折的瞬间》一书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总是酸酸的,感念母亲,在那苦难的日子中,弟妹四个竟都活下来,没有母亲的坚强庇护,不可能有后来的我们。

现在兴桥的老人都还在,见到他们常说起当年那饥饿的岁月。老人作古的越来越多,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

走在兴桥街上,路过那一扇扇门,想起当年走出一个个饥饿的人,记得还有小时候一起吃食堂、挑过野菜的小伙伴们,心里很难平静下来。

拾麦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车从射阳县城合德朝南到黄沙河时,每到桥头我总要西望,那是诚民村,是我小时候拾麦子去得最多的地方。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饥荒的突然到来,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

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我们只好到乡下拾麦子吃。乡下人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

后来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旧社会,地主的家丁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乡下干部们护麦。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

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世道变了。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人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于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还黑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便涌现出无数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霎时便把麦田“吃”完了。乡下人恼火了,他们不再割麦了,见到街上人下来便先割篮子,像赶杀似的赶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

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岁多一点,已经能干活了,弟妺们都小。

每天半夜里,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时被叫起来,我边钮衣扣边困得又躺下来,母亲便一哄再哄,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我脑门上,让我快点清醒过来。

天黑黑的,我被母亲拖着,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

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西边到诚民、西兴,东边到友好、丰登、日新,北边到兴北、新东、新庄。我们家一般往诚民、西兴,因为我们家的干外婆家在这边。

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他们像凶神一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蓝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

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

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被砍到人,算是万幸。

有一天,过了兴北、诚民、西兴、青春等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又饿又累,走得脚发酸头发晕,晕倒在地上。凉风吹醒后,想到弟妹们还等着下锅,我又随着人流往西走。

饥肚辘辘了,走不动了,揉一把麦粒在口中嚼着,然后到河边咕嘟咕嘟喝几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时,我才发现一起出来的大人一个也看不到了,赶快往回赶。

一个人摸着路,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的。路过乱坟场,萤火在坟间一闪一闪的,觅食的狐狸与黄鼠狼窜来窜去,我被吓得头发竖起来,黑天旷野里了不敢哭,哭了也没听人听见。

当时,路上常遇到大跃进新挖的农庄河和一条条深沟,沟沟坎坎,总转不过去。路上遇到同学王声洪的妈妈,与我是一个大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她就领着我回来。

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母亲瘫坐在门坎上,弟妹们已睡着了。我见到母亲,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下来,母亲含着泪把拾的麦子摊在地上,等天亮再晒。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故乡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象,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了,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与混乱那种拾麦穗,是一种抢夺与战争。

当然,中国的画家也没有见人画过那场面。

这些场面,只有我家的邻居们还都记得,后来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有过拾麦的经历。

偶而闲谈起来,诚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都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

许多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

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忘记。

晕倒在野地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

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

过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

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

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爸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 ”

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要死就死在家里呀。”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

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帮我擦嘴,用水湿了湿毛巾,放在我的脑门上,说歇一会就好了。

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让我在地上躺一会儿。可家里下顿还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时要不断的寻找,为了节省力气,便跪在地上用膝盖往前挪。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上太阳在头顶上晒着,挑了一会野菜,眼睛发花了,直冒金星,一闪一闪的,腿发软,连沟也迈不过去了。

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起风了,天凉凉的,只听见肚里叽叽的响。老姨还在近处挑野菜哩。我们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篮子,老姨搀着我,回家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汤,甜津津的,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

在那些日子,便再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子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

后来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

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

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在饥饿中生活过来的人,观察与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变化。饿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

后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块田这一点不能改,有一块田就饿不死人,没有田地靠什么养活人呢?

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

(读史明智NN)




 
声明: 本网所刊登文章,原创版权归本网,未经本网许可,谢绝转载及镜像。



敬请关注温哥华中文网微信公众平台. 用微信扫一扫下面二维码即可获得最新,最权威的资讯


敬请关注环球中文网微信公众平台. 用微信扫一扫下面二维码即可获得最新,最权威的资讯
最新上传新闻       更多精彩内容>>>
最近24小时热点新闻排行       更多>>>
最近48小时热点新闻排行       更多>>>
最近一周热点新闻排行       更多>>>
最近一月热点新闻排行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