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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胎的中产妈妈咋了?有人硕士毕业,找不到工作

环球中文网 时间:2024-11-02 08:56:17

【环球中文网 cbeiji.com讯】 

生二胎的中产妈妈咋了?有人硕士毕业,找不到工作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蒋莱的丈夫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当时8岁的儿子也要求妈妈再生一个弟弟,身边出现了许多赞同的声音:“赶紧从了(夫、子)吧。”彼时至今,蒋莱一直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公共政策、社会性别和领导学。

“生,还是不生?”

这是一个难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与个人、家庭、社会都息息相关。难道仅仅因为获得允许,就应该生二孩吗?是哪些动因和力量,促使那些已经生过一次孩子的母亲再为人母?

带着这些问题,蒋莱开始了对“都市中产二孩妈妈”的研究,“走上了以学术探索化解自身纠结的道路。”

蒋莱的合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公共政策。

这项研究历时五年,深度访谈了在上海、南昌等城市的四十多位中产妈妈,汇聚成一本生育图景与决策指南:《新生育时代》。



访谈对象大多是70后和80后,城市中产,拥有高学历、体面工作和房产。之所以聚焦中产,是因为过去30余年,受计划生育限制最大的就是这部分女性。在农村地区,二孩、多孩妈妈并不少见。90后、00后群体内部弥漫着恐婚恐育的思潮,这也让70后和80后女性成为了当前的生娃主力。

典型二孩妈妈有明显的共性——新时代职场母亲,“既能干、又肯干,一手抓工作,一手抓孩子们,即使疲于应付,也要努力趋近拥有一切。”

2017年被邀请加入这项研究时,80后沈洋刚刚结婚。而70后蒋莱正在为要不要二胎陷入纠结。两位人生经历迥异的女性,处在同一个“要不要生孩子”的人生节点上。研究完成时,两位学者也都得出了自己的答案:蒋莱放弃了生二胎的打算,而沈洋在书稿告成时,已经怀上二胎九个月了。她们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的对象”,以自己作为方法,讨论生育的现实问题。



生娃犹如“黑社会”

“我们遇到过一些案例,二孩、一孩,都是意外怀孕的,性知识的偏差很严重。”蒋莱说。

怀孕是个意外。因为缺少教育和来自上一代的告诫,不少人的性知识缺乏,即使是最有避孕意识的年轻夫妇,奉行的也是最不靠谱的“安全期避孕法” ,最后迎来不期而至的小生命。

有一位叫文清的访谈对象,曾经是某传媒集团的导演、编导。结婚三年,就经历了三次意外怀孕。第一次怀孕,顺产引发了大出血。文清不想再要二胎,但她是严重的过敏体质,不能用安全套,也不想服用对身体有损害的避孕药。摄影师丈夫拒绝结扎,找了个“以后会腰酸膝软,再也没办法拎摄影机”的理由应付。但文清知道,丈夫偏见很深,在他那里,结扎和阉割就是一回事,无论她找多少科学文献摆在他面前,丈夫始终会被“一种传统力量拉回去”。

第二次怀孕,胎儿自动停胎,做完流产的文清第二天就回到片场熬夜赶工。等到第三次,文清分娩前,还在大着肚子跑业务,给客户发创意文本。让对方给她三天时间,生个孩子,就“满血复活”。但这一次,她经历了更凶猛的大出血,手术室里来了各科主任、副院长等十几号人,她在手术台上度过了整整一天,一半以上的血液差点流光,身体里置换了2/3的血液,才最终保住了性命。

鬼门关走了一遭,最后还是文清选择在自己体内安置了一枚不会引发过敏的节育环。

像文清一样,不少接受访谈的都是女公务员、医生、大学老师、企业高管等拥有体面工作的女性,但是,这些“意外”也揭示了她们在性关系中的不自主。

同样经历过意外怀孕的是研究者蒋莱本人。她在结婚之前,甚至有过不生小孩的想法。但意外怀孕后,丈夫对于新的小生命非常期待,尝试说服她,“第一个(孩子)不要不好。”



蒋莱©蒋莱

生下孩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丈夫的感受。如果不生,可能对两人关系造成重大打击。蒋莱后来反思,这可能跟自己的“配得感低”有关。从小到大,在成长环境中她似乎并未获得充分的爱和包容。老一辈的女性也是如此,蒋莱的妈妈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因为是女孩,小时候还曾被送去亲戚家抚养。蒋莱的婆婆,甚至是被父母送走的女孩。对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被爱本就不是理所应当的。

后来,蒋莱遇到了她的丈夫,体验到了被宠爱、包容的感觉。“别人一对你很好,你就觉得无以回报”,只能以满足对方期待的方式去回馈。

蒋莱分娩那天,因为顺产造成了阴道撕裂,需要缝针。那时,她痛得整个人都麻木了。医生安慰她:“我给你缝得好看一点。”这让蒋莱感到荒谬:给谁看?我自己也看不到。产妇还在痛苦当中,而丈夫的需求已经被提早考虑到。刚出生的儿子此时也穿上了新衣服,干干净净,格外好看。蒋莱有些失落,觉得没有人真正关心产妇的感受。

生下孩子,最不高兴的人,应该是蒋莱当时的顶头上司。那时,她刚进单位任职不久。在前辈看来,新人本就要多干活。原来,蒋莱一个人承担三个岗位的活,怀孕后,就要休产假、带孩子,难免迟到早退。职场妈妈的辛苦,都被视为“娇气,叫苦叫累”。她经常被单位里的前辈敲打,也没有获得该有的提拔。后来,蒋莱离职,接替上来的是一位男性,可能领导觉得“还是男人好用”。

除了母职惩罚,一个母亲还要遭受社会系统里的诸多评判。比如,一个母乳不足的母亲是不符合标准的。蒋莱感觉内疚,她羡慕比她生得更早的一位同学,那位同学母乳很多,营养价值也高,上面还漂着一层油脂,不像她的一样颜色很淡。

作为一位在事业上要强的女性,蒋莱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攻读在职博士,后又转职博士后。为了工作,她把孩子送进全托幼儿园,成了“狠心”的母亲。专家列出各种陪伴孩子的关键期、性格养成的黄金期,蒋莱上网查资料,越查越内疚,对孩子又充满了补偿心理。

“婚姻犹如黑社会。”作家亦舒的这个比喻,常常被蒋莱用来描述生育后的感受:“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视觉中国

2019年,一位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帖,说自己怀孕时得了荨麻疹。她建议应该在女性怀孕前把所有可能面对的问题都告诉育龄女性。并且怀疑,老一辈的女性为了获得后代,刻意隐瞒了生育的真相,“骗”下一代女性生育。

但在蒋莱看来,上一代人或许并非有意隐瞒。“她们是无意识的,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觉得不值得去说。”

直到2005年生育后,蒋莱加入上海一个网络论坛,才了解了很多不一样的婚育观点。甚至“离婚是一个选项,永远不要觉得离婚是无法接受的”这句话,她也是第一次听说。很难想象,这就是当时都市高知女性面临的婚育处境。这让蒋莱想到自己父母的婚姻,他们的关系并不和睦,50多岁还会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互相攻击,伤心动怒。早该离婚,却离不了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是不是她们在这方面(婚姻)很不成熟?”

这也是蒋莱后来走上女性研究道路的原因。2017年,她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加入二孩妈妈群体的研究。两位学者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打开一个认识“生娃黑社会”的新视角,把知情权和选择权交还给女性。



家庭是最频繁、

最隐蔽的权力斗争场所

沈洋是一位80后女性主义者,她比蒋莱小六岁,结婚得更晚,对待婚育也更加谨慎。在怀孕前,沈洋就曾和丈夫建议,关于冠姓权的问题,可以掷骰子,掷到哪一面,孩子就跟谁姓。丈夫思前想后,觉得这个反传统的行为不好跟自己父母交代,于是和沈洋商量,希望第一个孩子跟随父姓。



沈洋©沈洋

考虑到随父姓更符合社会规范,沈洋没有再提出异议。那时的她还没有下定决心生二胎,一想到家里唯一的孩子不能随自己姓,再加上有一段时间,沈洋带孩子更多,因此会有种不公平的感觉。

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随母姓也并不常见。在沈洋和蒋莱访谈的近50个家庭中,随母姓的仅有八例(七例是二孩随母姓)。

宋钰涵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上海独生女,父亲是985高校教授,丈夫的父母都是出租车司机。宋钰涵的父亲性格强势,看不起女婿家。

宋钰涵生下的第一个儿子随父姓。等到怀上二胎,老丈人叫来女婿谈话,想让二孩随母姓,如果不同意,就是“一点儿也没有良心”。

因为双方家庭经济实力差距大,婚后几年,小夫妻一直住在女方家里。宋钰涵还会每个月给男方家三千元家用补贴。丈夫创业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宋父帮忙介绍的。宋家父母还承诺,在二孩出生后,以小夫妻的名义买一套房。

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家才不情不愿地接受了。二孩生下来后,婆家觉得孩子没有随他们姓,干脆不帮忙带孩子。

在这个看似成功的案例里,两位学者却发现,这并不能算作一次女性实力崛起的胜利。因为宋钰涵的行为,是出于对强势父亲的顺从,这依然是父权制观念的体现,只不过把一位父亲换成了另一位父亲。

平时,中产妈妈看似“大权在握”。大到家里的买房决策,小到衣食住行,孩子入学、作业、兴趣班,和老师打交道,几乎都是妈妈们一手操办,学历高、能力强,有追求的妈妈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80后的二孩妈妈菁蓉是上海某市级机关资深主任科员,丈夫经营着两家公司。平时的生活、育儿,几乎都靠菁蓉。她每天要开车30公里进城上班,还要负责送孩子们上学。她的两个儿子也都经历了全托幼儿园,二宝当时特别抗拒,每周一送进园时,都要撕心裂肺地哭闹,菁蓉放下孩子,回到车里,哭一场才能去上班。

生活紧张得像打仗。除了午休,一天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连家里买学区房,从看房到签合同,都是她一个人。那天中午,中介打电话来催,她正带着孩子在外面玩,丈夫说自己没有时间。她只能拖着两个孩子,买几个面包垫肚子,赶过去签合同。

丈夫在家微信、电话不断,为了忙业务,几乎不怎么带娃。哪怕是有时间,他也更愿意去外面钓一天鱼。这些妈妈们看似更有主导权,实际上只是因为她们掌管的事丈夫并不关心,真正碰到他们在意的事,比如孩子随谁的姓,男性又想再度拿回主导权。



©视觉中国

蒋莱和沈洋发现,生于70、80年代,在2010年之前结婚的女性会更能忍受不平等的婚姻和“男主外,女既主内又主外”的模式。

原因之一,是在2010年之前,“剩女”一词甚嚣尘上,成为一种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当年的主流舆论视剩女为一种新出现、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一度给中国女性造成严重的婚嫁舆论压力。一位受访者就曾说:“我当时也不是说真的很想结婚,我只是不想做‘剩女’。”

年轻时,蒋莱也曾感受到焦虑的婚恋氛围。2001年,22岁的她刚本科毕业,获得保研资格,年纪尚小,但母亲就急着张罗相亲,既期待女儿学业、事业有成,又怕她会吓退追求者,时时告诫蒋莱:“你现在择偶的机会是最好的,在婚嫁市场上是价值最高的。”通过母亲的社交关系,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在24岁结婚。

很多接受访谈的精英女性在婚姻中显示出传统的一面。对于生于1975的辽宁人仇臻娅来说,一家之主一定是爸爸,哪怕两个人事业差距很大,仇臻娅是大学教师兼律师,她的一个案子,就能抵在外企上班的丈夫一年的收入。因为生了二胎,丈夫回归家庭成为全职爸爸。为了照顾丈夫的尊严,她给丈夫买了一套法拍房,只写他一个人的名字,每月由他收房租。仇臻娅把收入都转给丈夫,还会有意当着孩子们的面跟丈夫“讨要”零花钱。

来自山东的李佳莉,是上海一个科研机构的副处长。她的学历更高,事业也比后来成为全职爸爸的丈夫更成功,但在家庭关系里,却处于弱势地位。她形容掌控欲强的婆婆是关起门来的“小慈禧太后”,丈夫却叮嘱她,不许和老人顶嘴。

李佳莉尽量避免和婆婆发生冲突。婆婆不允许给孩子穿尿不湿,只能穿开裆裤,宝宝拉得满地、满床都是,李佳莉就只能一遍遍地打扫、洗床单。



当一个女性主义者进入异性恋婚姻

2010年之后,女性主义思潮开始在微博上兴起,不少女性主义学者是微博的活跃用户。那时,蒋莱身边几乎没有科班出身的性别研究学者,她在微博上关注到了沈洋,发现这是个和自己很不一样的女性。

在很多女性开始为婚恋感到焦虑的二十七八岁,沈洋正在各个国家旅游,潜水、玩滑翔伞、学剧本写作。30岁那年,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下博士学位。她写过很多关于家庭与性别研究的论文,也让蒋莱感到新奇。



博士毕业©沈洋

2017年,蒋莱邀请沈洋一起参与自己的研究。同一年,沈洋结了婚。作为一个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女性主义者,她试图打破传统家庭模式的尝试,也提供了另一种婚育的样本。

原本,沈洋不觉得结婚生子是个必选项,而遇到了同样是女性主义者的丈夫杨帆之后,沈洋有了结婚的想法。头几次见面,丈夫就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说,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都是共通的,如果你对女性的处境感到同情,很可能也会同情穷人,以及少数族裔。

婚前,两个人约定好,要“构建一个平等的两人共产主义小社会”。现实和理念之间常有罅隙,为此也需要付出不少努力。

沈洋和丈夫学历差不多,在同一年入职,处于职业发展的同一阶段,面对着“非升即走”的压力。在沈洋看来,事业发展会关系到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一想到他一旦比我先评上教授,可能会对我颐指气使的场景,我就提醒自己不能躺平。”沈洋在书里写道。她和丈夫暗暗较劲,结果就是,在生完孩子的那年,她和丈夫同时评上副教授,同时担任博士生导师,连学术产量也保持着差不多的高位。夫妻俩常都互相嘲笑对方太卷,劝对方要多顾家一些。

家务和育儿的劳动分配是另一个角力场。平时,丈夫负责买菜、安排菜式和水电煤账单,沈洋负责孩子的日用品采购、规划孩子的教育和家庭娱乐活动。其余主要的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给住家阿姨,阿姨的工资由两人平摊。

有一次,沈洋正和朋友喝下午茶,就接到丈夫打来的好几个电话,问她:“你在干嘛?我在带孩子上网球课,你最近带孩子带得少了,我心理不平衡,你别忘记母职。”

每年三月都是国家课题申请的截止时间,需要在过年期间写申请书申请基金。每到这个时候,沈洋也会跟爱人再三坚持,自己每天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除夕和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并且威胁他,如果申请不成功,责任主要在他。“很多时候你在事业上保持不退后,或者想要晋升,肯定是要自己给自己争取空间的。如果自己都不争取,谁会把时间让渡给你?”沈洋说。

夫妻之间如果事业差距过大,就会渐行渐远,而女性极容易落入更艰难的处境。沈洋聊起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提出的“可转移投资”的观点。男性更倾向于把结婚后的时间用在可转移的投资上,比如投入工作,拿到一些工作的职称,但女性更多投入在家庭的无偿劳动当中,一旦离婚,男性的职业相关投资是可以随身带走的,而女性的家务付出无法转移。这让沈洋更深切地意识到,再三的协商和抗争都是必要的,如果顺从于社会对一位女性的期待,就会遭受明显的母职惩罚。

在这个家庭里,随处可见夫妻为打破传统家庭模式所做的努力的痕迹。沈洋经常用“妈妈爸爸”取代常见的“爸爸妈妈”,给女儿买女飞行员、女科学家的绘本,希望女儿们能不受束缚地追梦。而丈夫也会把“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词改成“爸爸”。

受美国经济学家艾米丽·奥斯特的书《家庭公司》的启发,沈洋还制定了一个家庭目标:每位家庭成员的茁壮成长,不应该以其他成员的枯萎为代价。这就要求大人们共同分担育儿压力,且不以孩子为中心。



©视觉中国

最近,沈洋的大女儿被区级网球队选中,每周训练三次,大人要在中午十一点半到幼儿园接孩子,下午送去训练场。没过多久,女儿又被区级佩剑队选中,她自己也想体验佩剑。但佩剑队离家太远,接送折腾父母,沈洋和丈夫最后决定放弃佩剑。当然,也要避免“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不报班就是耽误了一个奥运冠军”的父母心态。

这让她在一些兴趣班教练眼里成为异类。本着“不考虑步行二十分钟以上的兴趣班”的原则,沈洋曾经咨询一位教练,训练场地有多远。教练回答她:“问这个问题你就不要来了,我们有些家长,每天都会花三四个小时来回接送。”沈洋不解:“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我为什么不去看场电影,一定要投入在孩子身上呢?”在她看来,父母的身心健康、休闲娱乐,也和孩子的爱好一样重要。

但作为一个不鸡娃的中产妈妈,沈洋也会有不自洽的时候。她在自己身边,以及访谈对象身上,感受到不少育儿焦虑。为了让孩子进一个好的幼儿园,有朋友愿意在幼儿园附近租房生活。也有人在孩子三岁多就报了思维课、英语课等兴趣班。有家庭年收入超过百万的朋友给孩子选择了双语学校,每年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沈洋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自私,对孩子的投入不够?她看过一个基于美国数据的最新研究,了解到,在小学阶段过度育儿(对子女高期待、高课外活动参与等)与子女更低的学业成就以及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有关联,这也坚定了她不鸡娃的决心。

目前,家庭得以正常运转,家庭成员之间在工作、家务、育儿事务之中和睦相处,离不开住家阿姨兼育儿嫂。“我和丈夫感到脚步更轻盈,呼吸更自由,相视经常面带微笑,还有时间结伴去练瑜伽和看电影。”沈洋在书里写道。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沈洋会想一个问题,女性主义者可以雇佣育儿嫂吗?这是不是一个中产女性对于一个相对阶层较低的女性的剥削呢?

她只能尽力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比如,“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我们的雇佣行为是符合《劳动法》的”“育儿嫂也需要收入”,可道德焦虑感依然存在。

即使有再多的理论,做再充分的准备,育儿也永远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这是关于沈洋的生育真相。



谁在生二胎?

在做完这项历时5年,深度访谈四十多个家庭的研究后,蒋莱坚定了不生二胎的想法。访谈对象们的经历,让她回想起过去育儿时,“一路上的奶粉、就医、玩耍、入托、上学种种,是无穷无尽的思虑操心,再来一遍光想想就不寒而栗。”

她当年遇到的问题,在今天依旧存在,甚至加剧了:在前不久的一次分享会上,一位上海40岁左右的全职妈妈告诉蒋莱,自己是研究生毕业,生完孩子后找不到工作,她到附近的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全问了个遍,也没找到能做的工作。

沈洋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不仅生下大女儿,2024年上旬,书稿进入尾声的时候,她怀二胎也已有九个月了。蒋莱得知时,开玩笑地说:“做了很多研究,访谈了许多母亲,收集了许多生育故事,还是做出了生育二孩的决定,很正能量呀。”

决定生二胎前,丈夫答应沈洋,如果再要个孩子,无论男女,都随她姓。这是她生二孩的重要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让孩子有个伴”。这也是大部分要二孩的受访者都提到过的原因。也有受访者表示,因为害怕“失独”,才希望生二胎,以此抵御日常风险和不确定性。



©视觉中国

沈洋会留心家庭聚会,发现80后、90后同辈中,没有一个有生孩子的打算。家族的第三代只有大女儿一个孩子,人丁寥落。她想到再过几十年,小辈们既使不主动断亲,也没亲戚可走了。沈洋希望,哪怕她和丈夫百年之后,两个孩子还能互相扶持,互相陪伴。

是否生二胎,既关乎经济条件,也关乎一种行动力——这方面,女性甚至可能比男性更具行动的决心。访谈对象中,丁淑云是一个规划意识很强的女性。喜欢孩子的她一直想再生二胎,那时,她是集团的中层干部,赶在上海房市大涨之前买了学区房。

很多受访的二孩妈妈们都是如此,她们以1970年末和1980年初的职业女性为主,在2010年之前买房结婚,踩住节点置换新房,完成了90后、00后难以企及的财富积累。“在房价飞涨以及消费主义盛行的中国大城市,生二孩逐渐变成了只有中产及以上家庭才负担得起的生活方式。”沈洋和蒋莱在书里总结道。

对于二孩,丁淑云的丈夫并没有她那么期盼,他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怕二孩对家庭负担很大,而且当时丁淑云也已经39岁了。

生于多子女家庭的丁淑云还是觉得,孩子有个兄弟姐妹是很幸福的事情。丁淑云的经济收入远高于丈夫,有能力雇佣育儿嫂,她在家里也有话语权,后来成功说服了丈夫,生下二宝。

这次生育对她职业打击不小,当年,她的考核跌到后10%,收入和职级地位大受影响。于是,丁淑云主动竞聘,到集团子公司任职,工作压力很大,出差也比以前多了不少。育儿的任务都交给了育儿嫂和丈夫。2021年,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她跟公婆商量,卖掉家里的四套拆迁房,凑了一千多万,又贷款,买了一套200平的大平层,给两个孩子配备了房间和专门的书房。她目标清晰,要求丈夫和自己一起挣钱、还房贷,还计划在50岁和60岁两个节点,给两个孩子买房。

这些职场精英妈妈们的故事,也是蒋莱打消要二胎念头的潜在原因:“她们很厉害,这让我也有一种能力的不自信,不能够hold得住(二孩)。”



©视觉中国

不是所有二胎妈妈都能如此顺利。有一位在外企医药部工作的妈妈,因为生了二孩,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只能换到了社区医院工作,收入减少了2/3。原本跟她位于同个职业起点的丈夫,却升为主任医师、博士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学科专家,事业“一路开挂”。两个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在丈夫的“鸡娃大计”面前,她即使不愿意接送孩子上兴趣班,也不得不遵从丈夫的要求。

某种程度上,生育像是一个程序,每个个体输入不同内容,最终会出现不同的答案。许多问题是无解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生育带来的感受。

沈洋记得,以前抱着大女儿喂母乳的时候,孩子吃饱了,依偎在她怀里,冲她一笑,像个小天使一样,那个瞬间,沈洋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大多数时候,“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画面也只是生活的片刻,鸡飞狗跳才是常态。”生育带来的甜可能只有一两分,其他全是酸、苦的滋味。“但你就是愿意用八九分的酸和苦,去换这一两分的甜。”沈洋说。
 

(谷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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